这些年来，烟花禁放频频被置于地方性立法的争论案台，地方政府更是为此煞费苦心，为保留住市民心中对于春节的传统记忆，不惜耗用巨大行政资源以寻求不同目标的平衡。只是这一次，肆虐的阴霾天气让烟花燃放成为众矢之的，限制或禁放的声音占据了舆论主流。此番情形，与前些年一些地方立法禁放所激起的舆论反对形成鲜明对照，如若再度启动立法，究竟是自身的健康重要还是过节的气氛重要，或许很多人又会做出不同的选择。

烟花禁放之间，凸显出老百姓意愿与诉求的多元化，也隐含着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复杂性。舆论随时而变，公共政策的调整则未必能够如此灵敏。而作为政府的公共治理，烟花禁放并没有一个“标准答案”可供选择，如何均衡现代公民的不同诉求张力及其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冲突，考验的并非是立法反应机制，而是行政理念与公共治理思维的转型。

传统的公共治理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后盾，按照政府意志塑造社会和公民的生活方式，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“强制治理模式”。这种模式强调命令与服从，习惯于使用警察等强制力来单方推行公共政策，作为相对人的公民缺乏主动性参与。随着社会治理的日益复杂和公众诉求多元化，强制治理在很多场合下捉襟见肘，既不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公民权益，也难以确保公共治理目的的有效实现。以烟花禁放为例，无论是一刀切的禁止还是区分式的限制，都意味着高耗的行政执法付出，以及客观存在的“法外游离”现象。

除了禁令或强制之外，政府就没有“第三条道路”可走了吗?其实不然。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，早已突破了传统行政管控模式，由以往的单向、强制、权威向合作、柔性、信任方向转变，单纯依靠或继续迷恋行政强制性权力，不仅难以达到良好的治理愿望，有时反而在政府与公民之间造成敌对和裂痕。与之前一些专家仍寄望于政府采取强制措施不同，北京等一些城市的政府部门更多通过鼓励倡导的方式，引导公众自觉少放或不放烟花，而事后证明，有许多市民表现出了极大的配合，许多城市烟花燃放数量大幅下降。通过行政指导等柔性手段，有时更容易实现公共治理目的。

水亦软之，却足以穿石。柔性治理的最大特点在于，它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性手段，而是依靠自主、平等、民主等理念，从内心激发相对人的主动守法意识，以寻求相对人对于公共治理的信任、配合、参与。例如对烟花燃放，政府部门可以在不改变地方性立法的前提下，通过更及时而充分的信息公开，引导公众在恶劣的环境污染和节日气氛之间作出理性选择;可以通过更细微贴心的管理服务，为市民燃放烟花提供危害相对较小的时间段和具体地点;还可以通过更多的诸如公益广告等建议和奖励性措施，鼓励市民自觉减少烟花燃放数量。与强制性措施相比，这些柔软的管理方式虽弱化了政府的强制力，却在结果上增强了政府的权威与治理效果。